小的是美好的
—利奥波德·柯尔与他的后现代政治经济哲学
迈克·布瑞斯基博士
Dr. Michael Breisky
在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歌曲还是“平安夜”. 它之所以这么成功,是因为它简洁,简单并非常有效地创造所渴望的情感。这首歌是在莫扎特的故乡奥地利萨尔茨堡北部10英哩以外的一个名叫欧本道夫（Oberndorf）的小山村里诞生的。欧本道夫一定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因为“小的是美好的”的倡导者，哲学家利奥波德·柯尔1909年就出生在这里。（他是舒马赫的师友）。
利奥波德·柯尔是在萨尔茨堡上学的，在Innsbruck大学学习经济学，并在西班牙内战中当通讯员；然后他移居到美国并在1943成为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教授，开始在纽约的Rutgers大学，后来(1955)在San Juan, Puerto Rico,他在那里发表了著名的“民族的崩溃”。1973年之后，他都在Aberistwyth的北威尔士大学任教。在1983年他获得了“Right Livelihood Award”（它被人称为另类诺贝尔奖）；他死于1994年，当时他正再次获得了奥地利永久居民的称号。
柯尔 也许可以称为是第一个后现代政治哲学家，因为他怀疑有任何“宏大的思想”可以给人类永恒的指导——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尽管他对这些思想都非常的尊重。他半开玩笑的称自己是个“浪漫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支持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德的座右铭：“人事万物的尺度”。结果，柯尔 拒绝所有类型的集体主义，他对共同福祉的道德理解是非常实际的，根据人的不同的需要而改变并启发人类。
在这一层次上，柯尔 注意到小政治团体的力量从远古时期就开始被赞扬了，家庭作为最小和最重要的社会联合，被每一个文化和宗教所重视：亚里士多德警告不要将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伟大的民族混为一谈；更近的天主教的社会辅助原则，也是根据同样的原则制定出来的。
而且，以小联合为基础建立的自然系统，比建立在大联合基础上的自然系统更能获得成功:即使是大型动物也是由小的活细胞组成的；并且生长并不是通过即刻的细胞的扩大而发生的，而是通过细胞的分裂和聚合，从而形成更大的器官。但是，这种建立在“多数相同”基础上的生长会达到一种自然的限制；而且，自然喜欢分裂和对细胞的彻底重组。这个限制是由经验建立的：当器官达到一定的规模 —关键点—细胞的自我保存和平衡就会变得如此复杂以致于变得非常“昂贵”，比如，细胞消耗太多的能量而不能完成它们指定的功能，它们就会成为整个系统的负担。
柯尔将对自然的这些观察应用到社会里,在这里,同样也有一个关键点:一旦它的规模 的增长达到了这个“关键点”,问题就会产生，但这并不是因为组织或人类的效率低下；而是因为维持社会存在的代价超过了它的生产力。当一个社会发现自己超过这个关键点的时候，柯尔 担心它将不可能通过“以前流行的方法，即通过简化和增强一致性”来解决问题，因为它将只会讲社会问题恶化。事实上，必须得就是将这些组合划分回亚关键和最理想的社会；将“问题缩小到人类这样一般的可朽存在物，利用可获得的有限的方法去解决它们”。柯尔 也相信，一旦为维持社会所最终消耗的资源超过了它的生产，超过这个关键点将影响能量的平衡；但更重要的是，这一情形也很可能改变社会个体成员的行为，因为他们将会被引诱而躲藏到他们社会的匿名群众中并放弃他们的个体性。超过这个关键点越远，个体就越难坚守他的原则，指导他最终屈服于事实和精神的集体主义。
根据这些考虑，柯尔 发展了一系列广泛的政治观点，并将它与规模 和军事侵略，或规模 与一般农场的效率联系起来。但是，我将愿意将他的地区发展的观点具体化，比如，某一区域内小国家的发展，它们喜欢某种自治而不是不必要的统治。在这样的背景下，下面三个理论对柯尔 而言是中心性的：他的社会运动的速度理论；他的社会规模 最适宜理论；和他确信的，社会必须服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或规律的理论，援助和过度成熟的技术都不能加快早期阶段的发展。
速率理论:根据柯尔 ,刚才提到的“关键点”是可变的，是依靠一个社会承诺去执行的特殊工作而决定的；但也依靠这个社会的群众决定的。受到金钱的数量理论和通货膨胀中营业额流通速率的效应的理论的激发（它对金钱数量的供给型增长有同样的效果），柯尔 的速率理论认为，在给定的一个区域内的社会运动速率的增长–比如，人的身体的运动和那里商品的流通–对人口增长有同样的效果：相应的，它的有形的数量大量的增长。1962年，柯尔 曾说到：“在数字上，纽约的人口是800万人。但是，依靠小时计算的大量的日常流通，却具有二千万或五千万人口的效应。”越多的有形形体，就需要越多的资源，也就意味着更多的物质，能量和/或技术进步—和更多的生存空间；因此，人口大量的过剩会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人口数量的下降。因此，当今美国大量的流动人口，比中国的人口数量还要大。当然，该理论也在相反的情况起作用：当一个社会人口过剩的症状消失的时候，其流动速率也降低了。
人口最适度理论：对柯尔 而言，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进步。柯尔 坚持认为，发展是为了人的最优化，使为了让某一民族的质量达到那个“关键点”（比如，产品的规模 和周转）；超过了那个点，持续萎缩的生产力将会导致一个民族朝物质追求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必定会使人民的真正生活水平下降。为了证明这一点，柯尔 首先分析了消费的不同组成部分：
生存必需品，只是为了维持个体生理性生存所必需的。社会发展所强加的文化必需品，例如某种特别款式的食物，衣服和住房的消费；它们拉动了生理性生存的水平但并不意味着生活水平真正的提高。例如，如果只是“纯粹的压力”让你买某一特殊品牌的球体内衣（polo-shirt）而不是没有牌子的任一款，那么你的生活水平将毫无提高。
权利和密集型的商品，它们与一个民族的大众，也与民族规模 指数性的增长相关联；前者指出了政府消费的增长，通常是由公民的税收填补的；后者指出了个体必须跟上那些额外的消费，比如远距离的往返工作的消费，停车费或律师和医疗援助的消费。
奢侈品，它是超过其他消费部分的支出。只有后者的变化，才能准确揭示出生活水品是真正的提高了还是下降了。
柯尔 认为，某一产品或服务的支出，在某些时候可能是完全奢侈的并之后慢慢退步—随着社会的数量增长的压力—成为一种集中性的商品。比如，一辆摩托车可能被认为是奢侈的，如果只是为了用于消遣的话；但是如果它是为了日常的往返工作，因为没有其他可获得的选择的话，那么就不会认为它是奢侈的，而同样的摩托车就被看成是生存所必需的（柯尔 说，“如果社会条件的改变迫使一个人多走两倍的距离去他工作的地方，那么他的第二双鞋并不能说明他变的更富裕了”）。它是该理论的关键，当经济增长超过了“关键点”并减少了奢侈品的界限，也就表明了生活水平整体性的下降。
柯尔 也给出了社会规模 最适宜的指导方针；就像繁荣的古希腊或中世纪意大利的城邦或18世纪德国统治的300多个州，它们的人口一般都不超过20万人。但是，无论哪里需要集中的力量完成一个特殊的任务，柯尔 相信，都会超过这个最适宜点并超过这些人口。但是，这也会同时使社会消费增加，并只会减少它的灵活性，因此危及它长期的发展。同样，“延伸”该理想规模 的方法就是将社会划分为或多或少的自治村落，这一概念是联邦州的集中体现。技术的进步，教育和良好的行政管理，也可以让社会发展的更远而不影响它的最适宜的数量。但是，柯尔 认为满意的和可操作的州的人口界限应该是1500百万。
无需援助的发展理论：这里Leopold 柯尔 用了大量的历史事例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而不用“交换条款”来维持自己的发展。它的主要内容是：
1、一个经济无法扭转贸易方面不好或变得更坏的趋势，表明它在更大的市场里的合作是发展线以下的或不成熟的。这一糟糕情况的持续发生，是因为受到更好发展的市场经济的推动与牵引—它们对外界市场的优势越大，这种推动就越强。换言之：无论贫穷的经济可以销售给强势的经济何种（产品），它的价格都会在与他们从强势经济中支付的价格战中持续恶化。不仅是商品，这对优势一方是最本质的，而弱势一方可以提高它的价格（如现在的石油），可以破坏这一发展线以下的状态：既使它们单方面的提高这种商品的贸易循环；而这样做，如果幸运的话（特指不存在腐败），高利润将普遍下降到一般水平：最后，弱势经济的“自然”发展将会遭到破坏：或者因为融入到进口中的单方面效应和过于成熟的技术和消费产品，或者因为当地市场的关键性的价格比率遭到扭曲。因此，从长期看，与更好发展的经济看齐的机会将得不到提高；无论他们是想跨地区或国际的界限，都是一样的。
2、柯尔 相信,小范围的进口替代政策而非大规模的发展,并不足以面对这个挑战,帮助发展线以下的人民的一般的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跟随自然发展的道路,例如,拒绝任何外来的援助并重复历史社会发展的过程,它们完全都是在“内部”发生的:从没组织的社会到村落式的社会；然后从地区社会，如古希腊的繁荣的城邦或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最后，发展成国家。这样发展的巨大优势就是规模 ：“上帝给予了我们调整好了的规模 ，（所有）问题都是自然的，都从不会超过当地领导者才能或自然给予他们的资源”。最后，自然发展的自组自给，将避开不受欢迎的交换条款的吸引；任何对自我推动的发展的干涉—如慈善救助，捐赈，赠款或信贷（soft credit）—都会对发展造成扭曲并削弱这种防御力。
柯尔 举了很多历史事例来表明，不接受援助并成功的将社会从“泥泞变成大理石”，是可以在此时非常好的完成的。这种自然发展的推动力是“内在于社会劳动者”中的至高的生产力。毫无疑问，他们必须自己积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比如，初期储藏的新鲜劳动力作为社会财富，然后以“更多的经济的枪炮而不是更多的奶酪”作为纲领—灌水道，道路，公共建筑，船，工厂。但是通过延缓消费而进行资本积累是一个困难而不受欢迎的东西；因此，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早期阶段这样的发展是没有帮助的，因为它的一般的可靠的支持并“不是通过创造资本的血，泪和汗水，而是通过晶体管，汽车，电视和运动场馆这些消费资本保证的”。因此柯尔 认为，发展的第一和英雄阶段需要发生在“保守的共产主义”或“独裁发展”的国家。与理想的共产主义相反（或坚守他们的观点到最后的其他的独裁者），他们的近乎绝对的权力在观念上有三大限制：不能超越早期发展的阶段；不能超越小范围；不能超越经济领域（换句话说，保守的共产主义不能以法律的方式立足）。作为良好的历史事例，柯尔 从其他中世纪修道院引用了这些研究定向性的和非民主社会，比如以色列的Kibbutzim，美国的Amish and Mennonite社会和中国毛泽东时期的农村公社。
经济增长的速率并不是柯尔 所主要关心的;对他来说,发展同时也意味着没有灾害,如乡村人口的减少和城市人口的失业—这些都很容易成为借口，首先隐藏在军队里的无业状态，然后为军队找一些暴力事件当“工作”。因此，“发展无需援助”也意味着发展没有强迫和过于效率化的技术。相反，柯尔 支持“中间技术”，他的朋友舒马赫是该理念的倡导者. 所谓中间技术就是适合当地人民（大多数是穷人和未受训练的）的技术，它将导致效率更大化同时减小社会混乱。这里柯尔 再次称赞了毛泽东自力更生的中国：“Manning hoes instead of tractors speeds up development by leaving no time for manning anti-Mao guns”。
(锄头比拖拉机更能加速发展，因为这样双手无暇拿武器作乱。)
最后，公道的说，柯尔 对“自然”发展的呼吁，并不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视而不见：他们大多数都划分为更先进的城市区域和或多或少古老农村的区域。以巴西的圣保罗为例，为了该农村的剩下的大量未发展的新村落的创造性，柯尔 提倡政治的再划分；一旦这些自治新实体允许从事它们的“自然”发展（坚守跨地区的基础结构），这将“不仅结束圣保罗固定农村人口的不卫生，贫民窟的滋生，同时也确保新的区域实体不再被大城市中存在的懒散漩涡所吞噬。”
对柯尔 的观点进行概括,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是小规模和微型规模国家的大胆支持者.他多次引用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政府前领导者Dr. Frick的话:“一旦大国发现了新的问题，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半的准备来解决它”。但是柯尔 非常现实的认识到，世界是不可能由小国家或微型国家构成的。但是，区域的加强是可能的，特别是历史上是大国的区域。给与它们更多的自治权，将会避免规模 过大的社会的内在不足，消除被强势经济的牵引—更重要的是—帮助个人达到人的最优化。
柯尔的当代意义
柯尔的很多东西都是一个世纪以前写的；但是却能难证明他说的东西是错误的，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他的思想新的发现证明是有道理。
柯尔对理想社会的最大规模的判断 ，是根据他的经验直观作出的，虽然它们写于1962年，但是同样对我们有所帮助。这些理论现在还在应用，并且应用的（范围）还在扩大，因为发展同时增加了这些数字，也减少了这些数字：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现在这些限制应该被提高，因为应用最佳的新的通讯方式，可以让社会网络更有效率的处理信息，这可以增加接触的机会并将相应的关键点往上提。另一方面，也可能这些关键点应该降低，因为社会流动率的进一步增加，或因为信息的超负荷而造成创造性和求知欲的堵塞。
我们可以正当的反对柯尔 对穷国家拒绝接受外界援助和参与到更大的国际事务中的（观点），他如此表达是出于严肃的信念。欧洲的联合就是他的相反观点的同样应用。但是与天主教会的情况相似，教条的严肃性必须与牧师的布道结合在一起；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我认为现在有一个可利用的杠杆可以减轻柯尔 的否决：信息技术和它的合理应用。
信息社会开始于正确的工具，对某些社会简单的说就是一本书—提供与其社会（不良）发展相应的内容。更接近该观点的是，为建立和使用过渡技术提供正确的信息；如中国，通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用其最有价值的“人工沼气”帮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人工沼气”从非常明显而简单的角度表明如何用少于50美元的投资而保证整个国家的能源需要，换句话说：给与可获得的真正有帮助的信息是一种可接受的援助。
并且信息可以赢得：一旦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水平达到了一定的标准（也许这是最苛刻的条件），IT的发展将成为真正发展的里程碑：它非常经济，并能高度适应当地和国际的需求—并且如果12岁的小孩也能做这个，因为他们的天生的创造力，那么为什么年轻的民族不可以走这条道路呢？20年前， 贫穷而边缘化的国家如爱尔兰，芬兰，冰岛和爱沙尼亚，都走了这条道路并且如此的成功，以致于它们可以吸引其他的经济，包括IT硬件的制造商。这让它们打破了不利条件并一跃成为经济最发达的阵营。
柯尔 反对经济联合，特别是欧洲的联合，主要是出于这将会导致规模 过大和超级大国的同一性，这些缺点都已经讨论过了。但是更仔细的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乐观的结论：尽管联合了，尽管受大国成员的牵引，15个老欧盟的成员国告诉了我们人均收入的排行：出于他们最上面的是最小的国家，卢森堡和爱尔兰；紧随其后的，是不那么大的国家，如荷兰，奥地利，丹麦和芬兰；而且，欧盟中的大国，在过去几年中没有一个能够提高他们的排名。同样，在2004年加入欧盟的10个成员国中，最小的几个：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塞浦路斯—收入情况比其他大国更好。
小国家的新的财富依靠与三大支柱：第一是高水平的教育；其次是市场的可获得性：每一次的技术进步和劳动分工，就如近半个世界所看到的，如果不能获得更大的市场，如欧洲的联合，他们就永远不能脱离贫困。第三——可能是最重要的——成功的基础就是整体的质量，而这只存在于小社会中。
除了其人民更好的凝聚力，帮助他们维持或增强他们更大的灵活性，是什么让一般民众放弃很多去国外观光，购物的诱惑，更多的了解本国人民的能力和不足并更好的利用他们的国家机构，并且为更好的抵御外来世界的挑战作准备呢？在我看来，答案是现代信息技术。与其它期望相反，手机和互联网，为交往提供了大量的便利而没有让距离成为交往的障碍。当然，长距离的交往也大量增加了；但是尽管如此，电话交流还是发生在邻近的社会区域。只要听听人们在接到或城市公交车上用手机：大多数情况他们都不是在打长途，而是与朋友，家人，同学或其他他们在附近刚认识的或可能再去见面的其他的人。换句话说，大多数的人并不关心其它地方的新技术的成功—但是他们却大大增加当地或附近地区的整体的信息的质量。因此，当地信息交换的重要性，可以在最多的方面保持创造的一致性，并保持统一的标准—小不再是一种约束，而是自发的寻找差异性和创造性。某人可以会加上：在当地真好！这也解释了在传统欧洲大国内发生的文艺复兴，首先是文化同一性的增强导致了所有生产力的自发联合并增加了整体的财富；德国的巴伐利亚，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意大利的Trentino，都是欧洲很好的例子。
最后，我应该感谢奥地利萨尔茨保的柯尔 研究所，它的赞助者对文档的编辑，促进了后来者（理解）他的区域发展观点的背景：萨尔茨保大学的新历史学教授，Christian Dirninger，是地区经济历史领域的专家。他认为，一个国家内区域经济是否能够腾飞，关键在于发展足够的地区要求，这该高度依赖于三大经融亚系统：地区性的银行，理想的地区合作的发生，或是通过法律或内部自发的协议；最后是建立地区性的商品和服务交换的地方货币类的系统。（我将会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更加详细的讨论这些准流通系统）
我自己发表的文章解释了在我们直接的邻居之外，大脑是如何限制我们整体的观念的；这也支持了柯尔对生理的争论得观点。我也尝试将柯尔 的观点放在“第二次启蒙”这样的后现代背景下，它是一种建设性的哲学，也是我的朋友王治河的观点，他的文章“中国，后现代和第二次启蒙”，给我了非常大的帮助。
柯尔的教导，也许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对任何抽象的“宏大的思想”和体系持质疑态度；总是对大规模的效率持疑虑态度，因为“大是臃肿的”；相信家庭和社会小团体的创造性。这些是永恒的真理，也许他们也在天堂歌唱。请允许我引用你们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话，当他在1999年3月30号参观音乐家莫扎特的出生地（莫扎特是另一位也出生于萨尔茨堡附近欧本道夫的推崇简单性的天才，江曾题词：
此曲只应天上有 Ci Qu Zhi Ying Tian Shang You
人间能得几回闻 Ren Jian Neng De Ji Hui Wen
